【导读】太盟投资集团执行董事长单伟建：我国提振消费信心的基本条件已具备
近期，太盟投资集团（PAG Group）联合创办人及执行董事长单伟建在接受中国基金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伴随经济复苏、股市回暖，中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正逐步修复，提振消费信心的基础条件已初步形成。他建议，此时政府若适度提高增长目标，释放强有力的信心信号，可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去年9月至今，港股涨幅明显。单伟建观察到国际资本正在流入香港市场，他强调畅通的退出机制对吸引海外长期资金至关重要。
太盟投资集团是亚洲另类投资巨头，其聚焦亚洲市场投资机遇，业务板块包含私市股权（PE）、房地产、私市信贷（Private Debt）等，最新管理规模达550亿美元。
单伟建现任太盟投资集团执行董事长。他曾作为知青在内蒙古戈壁滩务农，后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旧金山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单伟建曾在摩根大通、知名另类投资机构TPG等机构担任高管，并因成功改造深圳发展银行而闻名。他是全球知名的财经畅销书中英文版《走出戈壁》《金钱博弈》《金钱风云》以及最新出版的《拨开浮云看中国》的作者。
单伟建观点：
1.在家庭资产负债表受损、个人财富缩水时，人们不愿消费。但现在楼市基本企稳、股市表现亮眼，居民的家庭资产负债表正逐步修复，提振消费信心的基本条件已具备。
2.在此关键时点，如果能够配合以强有力的政策信号，信心与预期协同发力，有利于将潜在的消费能力转化为消费行为。
3.对家庭财富感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房价，政府在稳定房价方面仍有很大作为空间。例如，政府可以先行收购一些滞销的房产。
4.当前国内市场的“内卷”来自企业资源的“软约束”，当资源变成“硬约束”时，企业竞争行为会更加理性，才能摆脱亏损抢占市场、恶性竞争的困局，转而实现盈利。
5.发展科技并成为全球科技中心须具备五个必要条件：一是高等人才的聚集；二是顶级研究机构的设立；三是风险资本的活跃；四是强大的制造业深度加工能力；五是拥有一个庞大的单一市场。
6.中国过去20年在许多基础科学领域进步飞速，我们不仅拥有大量顶尖人才，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未来将在基础科学领域持续突破。
7.从去年9月至今，港股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主要市场之一。在此背景下，我关注到很多国际资金正在流入香港市场。只要市场具备赚钱能力，自然会吸引资金流入。
8.长线资金不仅看重投资回报，更注重退出渠道。畅通市场退出机制，对吸引海外长线资金至关重要。
提振消费者信心的基本条件已具备
政府可适度提高增长目标、释放积极信号
中国基金报：近期，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数据出炉，对此如何解读？
单伟建：2025年全年增长目标设定为5%左右，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3%，全年大概率能够实现既定的目标。这一增速超出部分机构预期，我始终对达成目标充满信心。
因为我们拥有充足的政策空间，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有余地。在今年剩余时间里，政府完全有能力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确保预期目标达成。
今年3月我曾撰文建议，增长目标可设定得更高一些，比如6%甚至更高。我认为6%不仅是可实现的，甚至可能比5%更易达成。这一判断源于一个显著的经济现象——过去五年我国家庭存款规模超常规增长，目前总量已达约160万亿元人民币。对比2024年我国的GDP约135万亿元人民币，个人存款规模已超越GDP总量。
做一个简单的测算：如果这部分存款能够释放10%，约16万亿元人民币（折合2.2万亿美元），其刺激效应将远超传统政策工具。考虑到存款结构中富裕群体占相当比重，即使按更为保守的5%计算，也有8万亿元人民币的释放空间，已经超越了我们所能想象的任何政策刺激规模。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这些个人存款重新释放出来？
这里存在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虽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GDP增速为5.3%，表现良好，但居民对经济增长的感受与之存在落差。我认为，这一现象的症结在于消费者信心依然不振，预期相对低迷。在这种情况下，居民自然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存款因此居高不下。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认为提振信心、改变预期至关重要。如果政府将经济增长目标适度上调，市场必将产生强烈反响。因为市场会将此解读为政府对经济前景怀有坚定信心，进而带动市场预期和居民消费意愿的同步转变，最终促进消费增长。这正是我主张适度提高增长目标的核心逻辑——通过目标设定的信号效应，反而更有利于目标的实现。
中国基金报：中国经济需要解决诸多问题，信心是症结所在吗？
单伟建：信心的提振和预期的改变，需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并非政府一句话就能让老百姓重拾信心。
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9年间，我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约8.8%，家庭存款年均增长10.2%，两者基本保持同步。然而，从2020年至2024年的五年中，情况发生了变化，家庭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降至5.9%，较前五年大幅回落，但家庭存款年均增长却上升至13.4%，是收入增长的两倍有余。
这种反常现象的根源在哪里？答案指向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深度调整。《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中国家庭财富构成呈现鲜明特征：房地产约占总财富的近六成，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等）约占20%。过去几年，尤其在疫情期间，这两大核心资产板块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缩水，由此产生了显著的负财富效应。
当房价持续下行、股市震荡下跌时，居民感受到财富的减少，消费意愿自然受到抑制，储蓄倾向则相应增强。
但是，我们正在见证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往家庭资产负债表持续缩水的局面正在发生转变。去年以来，政府相继出台了稳定楼市、提振股市及刺激经济的一系列举措，比如去年9月24日的政策组合，以及10月至11月间陆续释放的财政政策信号。此后，房地产市场的企稳迹象日趋明显，股票市场表现更加亮眼。
在基础条件逐步改善的背景下，信心与预期的管理变得至关重要。如果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单纯的心理建设无异于空谈。但是，当基本面开始好转时，政府如果能够释放出强烈的信心信号，设定更高的增长目标，将会产生显著的放大效应。
潜在的消费能力转化为消费行为
需要信心与预期的协同发力
中国基金报：除了居民财富中的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企稳，居民收入预期方面的情况如何？
单伟建：收入预期是影响消费行为的关键变量，目前不少人对收入前景仍持谨慎态度，这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消费疲弱的现状。
将时间轴拉长来看，2020年至2024年间，收入年均增长5.9%。而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40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5.3%。虽然较历史水平有所回落，但依然维持增长。这个数据或许比我们基于个体感受形成的判断要乐观一些。
更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政府的转移支付体系也在发挥重要作用。退休金的稳步提升、对老年群体的各类补贴、消费券等惠民措施，虽然这些转移支付不直接计入个人收入统计，但实实在在增强了居民的购买力，为消费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
综合而言，经济复苏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在此关键时点，如果能够配合以强有力的政策信号，其效果或相当显著。关键在于如何将潜在的消费能力转化为消费行为，这正需要信心与预期的协同发力。
稳定房价是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关键
中国基金报：今年剩余时间，政策应在哪些方向发力？
单伟建：今年上半年，各地政府发放的消费补贴，包括“以旧换新”和消费折扣，对提振消费起到了较大作用。然而，一个经济体很难依靠消费补贴来增加购买力，从而实现消费增长。
实际上，对家庭财富感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房价，目前70个城市的房价指数仍在下跌。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0.2%和0.3%，各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不同程度下降。
虽然老百姓不关注房地产投资数据，也不关心开发商的房屋销售情况和资金周转状况，但是他们关心周边小区的房价。目前，房价仍显疲软。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缺乏需求，因为所有购房者都倾向于“买涨不买跌”。
1993年至2023年的30年间，我国在城市和城镇建设的房屋，仅能满足40%人口的住房需求。我国楼市不存在“绝对过剩”。我国城镇化率目前约为67%，城镇常住人口为9.44亿人，对房屋的需求依然庞大。如果政府能够暂时收购滞销房，这将对稳定房价、实现“止跌企稳”，乃至促使房价缓慢上升，将起到重要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资产负债表将得到进一步修复，有利于增强居民的财富感，对提升消费有极大帮助。当前，我们并非没有钱消费，而是有大量闲置资金，但不愿支出。如果居民认为家庭资产负债表正在修复，便会愿意消费。
“内卷”来自企业资源的“软约束”
当资源变成“硬约束”竞争行为会更加理性
中国基金报：当前“反内卷”引起政府重视。如何看待“内卷”问题，该怎么解决？
单伟建：虽然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特征，但是放任无序竞争未必是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若出现恶性竞争，政府应予以规制，因为它可能导致市场权力过度集中，进而产生垄断。
目前，恶性竞争相当普遍，即以亏本压价的方式争夺市场份额，目的在于淘汰竞争对手，从而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最终实现提价。然而，目前来看这种目的不仅难以达成，反而会造成物价压力。
为何中国存在如此强大的“内卷”力量？我认为这与地方政府有很大关系，因为各地政府均会支持本地企业，其关乎当地就业、税收等。无论企业是否盈利，地方政府都会不遗余力地提供支持。这既是好事，也是问题。好事在于地方政府会支持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问题在于，企业的预算是软的，需求是无限的，对企业的“软约束”会导致在拼命压价、恶性竞争的情况下，部分亏损企业仍能继续存在。
资源“软约束”是企业非理性竞争的原因之一。2022年下半年，太盟向爱奇艺投资了逾5亿美元。在2023年以前，无论是爱奇艺、腾讯视频还是优酷等平台，都未能实现盈利。它们的经营模式是：从资本市场获取低成本资金，然后以极低的价格抢占市场份额，不以盈利为目的。因此，这些企业连年亏损却仍能继续生存，原因在于资金源源不断。然而，到了2022年，资本市场发生巨变，这些企业难以获得融资。随后，它们不约而同地提高了价格，结果都实现了盈利。
结论是：当企业面临资源“软约束”时，会倾向于非理性的竞争，亏损抢占市场；但当其资源变为“硬约束”、无法轻易获取资金时，其行为会更加理性。
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进步迅速
正逐步成为全球科技中心
中国基金报：中美两国的创新模式有何不同？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突破？
单伟建：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曾撰写专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分析为何西方人对抽象科学（如数学、天文）一直进行系统性追求，而中国人则更崇尚实用科学，例如《九章算术》和四大发明，均偏向实用性。
西方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已有数千年的积累。在许多基础科学领域，我们的进步已经非常迅速。尽管从综合能力来看，国外的老牌综合性大学实力依然雄厚，但现在中国许多大学在理工科方面的全球排名已位居前列。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沃顿商学院任教、研究高科技行业时，曾总结了发展科技并成为全球科技中心所需的五个必要条件：一是高等人才的聚集；二是顶级研究机构的设立；三是风险资本的活跃；四是强大的制造业深度加工能力；五是拥有一个极其庞大的单一市场。
在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只有美国同时具备这五个条件，当时美国是全球唯一的科技创新中心。因为美国拥有斯坦福、伯克利、麻省理工学院等知名学府，培养了大量人才，而且美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单一市场。如今，中国也同时满足了这五个条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们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30%。而美国已不具备深度加工和制造能力。
中国不仅拥有顶尖人才，而且人才数量庞大，我们每年有大量理工科学生毕业，因此我们会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持续突破。
国际资本积极流入港股市场
畅通退出渠道对吸引长线资金至关重要
中国基金报：如何吸引更多海外长期资金，进入中国市场？
单伟建：我认为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中国市场能否让投资者赚钱。若能有可观回报，资金自然会流入；若难以盈利，资金则不愿进入。
例如，两年前国际市场曾普遍讨论中国是否仍是一个可投资的国家，当时这种言论甚嚣尘上。究其原因，彼时股票市场低迷，许多风险投资资金被套牢，无法顺利退（000606）出。然而，从去年9月至今，港股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主要市场之一。在此背景下，我关注到很多国际资金正在流入香港市场。因此，只要市场具备赚钱能力，自然会吸引资金流入。
目前地方政府乐于向企业提供各类优惠政策。然而，我认为中国经济若要吸引长期投资，不仅要关注在投资方面给予企业优惠，更要确保退出机制的通畅性，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吸引更多资金进入。对于太盟这样专门从事并购的长期投资者而言，退出渠道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市场只允许资金进入而缺乏顺畅的退出机制，资金便不愿流入。
今年香港市场的首次公开募股（IPO）数量全球第一，远超美国，规模也很大。目前香港市场是国际资金非常看好的市场。中国企业赴香港市场上市，应尽量减少限制，进一步简化流程，这对香港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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